24.参见尤莉：《阳光社区实现多赢》，载《江苏法制报》，2010年4月4日。
这里的目的是要清晰、精确地说明结合两者的原则，以及法律体系在法理和实用层面的含义。但是，有的学者还是争论，少量的误判只是整个高效率低成本刑事制度所付出的较小代价。
如此的道德理性（加上适用于全体公民的现代化条件），足以遏制以上讨论的负面例子。这些特征合起来足够组成一个与西方形式主义理性法律很不一样的法律体系类型，是一个堪用韦伯打出的（但只是十分简略不清的）实体主义理性理想类型来描述的，也就是笔者称作实用道德主义类型的法律体系。用于阶级斗争，它指的是反封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的阶级革命，而后是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的革命而导致的（合成的）社会主义。譬如，非正式调解制度和正式法庭制度的并用，可以视作并存性的结合（co-existence）或悖论性的并存 （paradox），而两者之间的半正式调解和调处以及法庭的调解，可以视为一种互动性（symbiosis）、互补性（complementarity）或融合性的结合。（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a，第3卷：147-149） 三、实体理性法律的其他方面 以上的当代具体实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来进一步说明中国法律思维与西方的不同，包括一些别的、与道德主义紧密相关的特征。
今天，在每两个涉及他人斡旋的公开（有记录的）纠纷之中，仍然有一个是通过法院体系之外的调解而不是正式的法庭体系来解决的。（二） 赡养父母亲 在调解领域之外，道德主义可以比较明显地见于家庭法。秦国任法而强，灭六国而成一统，使当代人徒生对人治的艳羡，而忽略了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一幕，堪称不折不扣的错爱。
法律规则不能相互矛盾。[53] 综合分析何启、胡礼垣、梁启超、孙中山、邓小平的论述，就可以发现法治与国家富强之间存在着如下的逻辑关系：民权（人权）、民主、法治?国家富强。但比比就可发现，这些东西多半是技术含量高的，有专利的，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较大优势的工业和科技产品，比如电报电话业务，飞机制造、航天、汽车制造，太阳能、药品、高级材料、电子工程产品、信息系统、网络科技、海洋生物产品等等。在当代中国，说实行民主不好，就好像告诫饿得瘦骨嶙峋的人不要吃肉以免得肥胖症一样悖谬。
自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强调法治[①]的重要性开始，法治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不断得到强调，迄今已经30多年了。所以，这种模式也被称为自然演进模式。
钱穆有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决定》已经对微观角度的法治体系做出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而对宏观角度的条件系统语焉不详。[26] ［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家》。从利润率来看，中国、南美洲来的那些产品，可能只有2%－5%的利润，而美国那些拥有专利的高科技产品的利润率则高达百分之10%－30%以上。
[72]这一判断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恰当的总结。从此，在官方文件和学术著作中，治国方式意义上的法制被法治所取代，法制专指法律制度。【作者简介】 夏泽祥，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17页。
与此同时，选举制度的试验也限于困境。在两种模式下，精英人物的作用都十分突出，但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
昂格尔在论述法治（他称为法律秩序，引者注）的条件时说： 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状态，在其中，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博得所有其他集团的效忠和服从。[⑩] 代表性的作品，如李步云、王礼明：《法治与人治能相互结合吗？》。
[24]他还说：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强调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法治与宪政之间的高度近似性，以及宪政与人权之间的手段—目的关系，法治与人权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法治的真谛是人权。站在法学的角度，上述公式可以表示为：宪法、民主、法治（具体体现为人事制度）?创新性人才聚集、创造力得到充分释放?人权（民权，具体体现为知识产权）得到保障?创新活跃?国家的科技水平提高?国家富强（长治久安） 总之，通过实行民主法治，保障人权，我国才能走上富强之路。从市场看，中国、南美来的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较高，但价格却比较低廉，也常常遭到所谓的反倾销起诉，而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则比较隐性，因为很多的科技产品看上去是中国、南美造的，但是其核心部件、关键部件却是美国造的。[54] 参见赵红军：《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载《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35辑，亦可参见搜狐博客：赵红军——均衡之美。
[56] 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干部道德是指普通公民不付出特别的努力就不能达到的伦理要求，同时也是普通公民之外的特殊主体必须达到的伦理要求，因其不具有普适性而无法被法律化，如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大义灭亲，勇于牺牲，等等。
[41]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6页。[60]社会公德是普通公民无需特别的付出即可轻易达到的伦理要求，因其具有普世性而构成法律之正当性的基础，故社会公德必须被法律化。
在我国当下，可以将道德分为社会公德与干部道德两个层次。清末仿行宪政虽然没有成功，但社会上已经普遍形成了共识——只有实行民主法治，才能富国强兵。
因此，可以说近现代法治理论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遗产，而法治实践则是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遗产。以上论文，参见《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60] 干部道德一词系从百度百科借用而来。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亲历过人治的灾祸，他们对于法治与民主的认识因而格外深刻。
第二，在这里工作就是工作，没有其他的事情烦人，比如跑关系、找领导、拉关系，还有最烦的就是天天开会、周周开会。当下，比附党中央依法治国的号召，各地、各部门正在下发以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区）、依法治乡（镇）、依法治村以及依法治水、依法治路、依法治电、依法治税、依法治（物）价、依法治（学）校等为题的文件，依法治X口号再次流行起来。
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使用法治指代我党的治国方略和我国的发展道路。[64]上个世纪下半叶，我国文革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邓小平在规划我国的发展道路时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主张。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曾经对君王提出了守法的要求：故明主慎言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法律规则的规定与实施必须一致。
在这个市场体系下，只要你有能力，你就会获得相应的报酬与职位。这种情势，严重损害了司法工作的公信力。法律规则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二天，磨坊主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上普鲁士最高法院。
[48]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劝学篇〉书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8页。还有的说，民主是个坏东西。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7页。如果从司法体制的运行角度来看，司法缺乏公信力是司法工作的高度行政化和高度政治化造成的。
清末仿行宪政，是我国由专制向民主、由人治向法治转型的尝试。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
